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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题图：北京站戴口罩的小女孩 by 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）
无力。这就是从1月20日钟南山老揭开武汉疫情的盖子之后，十五天来我的感觉。尽管作为一个鸡贼的利己主义者，我1月初就心血来潮把父母家人送去海口度假，后来又心血来潮得更加明白，赶紧买了口罩，春节后买了紫外线消毒灯自制消毒箱，豆瓣遇到求助帖必转，给韩红基金会捐了钱，我依然觉得自己非常无力。
原因很简单，我这些小小伎俩，在病毒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我只是幸运的没有住在武汉而已，如鲁迅先生所说，我的本领只是“幸免”，我不住在武汉，我不住在汶川，我不住在天津，易地而处，谁的命运也不见得有多好，但谁也不明白，死的说“阿呀”，活的高兴着。
无力催生思考。不能立行，尚可坐言。这几天我心心念念的都在想一个问题， DAO能不能战胜nCov？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组织，如何应对巨大的公共安全事件？
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？大概因为我们也是一家做Web 3的公司。去年8月份我去柏林参加Web 3 summit，问了Web 3基金会某位创始人一个问题：我们做了这么多去中心化应用，比如货币，比如媒体，什么时候这些应用会被大众接受呢？老头沉思着说，嗯……等到经济不行了……政府滥发货币……礼崩乐坏……人民绝望了……blahblah……我日你个猫猫哟！原来去中心化就是等着中心不行了吗？！把我的会议门票钱还给我！
事实上，反观历史，混乱通常带来强权。公民把权利让渡给政府，就是为了换取安全。这种公共安全又可以粗略的分成两类：
（1） 公共物品管理 ：我们知道，自由市场会导致公地悲剧，无人管理的公共物品会被滥用，于是我们把公共物品交托给政府管理，比如环境保护，比如社会保险。公地不公，政府做东，通过管理这些公共物品，确保我们日常的公共空间；
（2） 公共安全管理 ：比如自然灾害，比如战争，比如瘟疫。这些问题远远超过了我们个体的处理能力，于是只好交给政府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。西方学者有一种观点是，中国之所以非常早就发展出了大统一的政府和大统一的观念，就是因为黄河水灾频繁，需要一个跨越地域的机构来处理。而这种大统一，又反过来抑制了中国的内部竞争与创新。
新冠肺炎，就是这种公共安全事件中最艰难的一种。在其他事件比如大火，比如地震面前，我们虽然力量微薄，但依然能做点事情；但在瘟疫面前，我们自身就是传播病毒的载体。我们所有关于去中心化的信仰都是建立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，建立在基于自由市场的人与人协作之上。当“人”自身成为问题，当处处封路，人员的自由流动完全断绝，自治组织能否依然顺利的运作？DAO能不能战胜nCov？
这个问题似乎又可以拆成三个问题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， DAO是不是会比中心化组织更透明？ 进而，这种透明会引发乌合之众的群体恐慌？还是唤醒公民的集体合作意愿？我们把这个宏观的问题落地到一个更实在的问题： 冠状病毒的真相，应不应该一开始就披露？
在此时此地，我想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官媒一误再误，惨状不忍目睹。独立媒体、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，哪些更值得信任？红十字会和韩红基金会，哪个更值得信任？为什么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绕过行政管理层级，直接向公众求助？靠官僚，不如靠人民。
人民，这是一个奇怪的词儿。作为整体的，抽象的人民是崇高的，作为个体的，具体的人民是卑微的；抽象的人民是强大的，具体的人民是无能的；抽象的人民是睿智的，具体的人民是愚蠢的。总会有人告诉你，你不明白，你不行，上面比你行，上面统一管理。你是乌合之众，上面英明神武。
一谈到经济，我们就讲失控，蜂群，涌现，并且也确实出现了涌现；但一谈到其他的事儿，我们就讲乌合之众，中国国情。睁开眼看看，饭圈女孩的行动力比行政组织还迅速。为什么不能给人民一个机会？
（上图：武汉协和医院向公众求助 / 下图：韩红访谈抨击某基金会组织）
“乌合之众”的迷思理清了，后面还有第二个迷思，就是我们常说的 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 ，集中力量是不是一定要依靠中心化组织？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落地到一个更实在的问题： DAO能不能在十天之内，建成一座火神山医院？
这个问题乍一想，似乎绝对不可能。但我觉得未必。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两三次，主导过一次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过程，所谓集中力量，核心是两点， 调集一切资源，放开一切管制 。在中心化组织下，这两点都要求极高的权力，所以必然是“一把手工程”，总理不下死命令，这事情都不一定推得下去。但想想看，调集资源这件事，其实在市场机制下是用价格可以解决的，而放开管制这件事，在去中心化组织下本来就没有管制。
而且，我自己也不认为，大事就一定比小事重要。我自己做过两年公益组织，有件事一直让我印象特别深，甘肃的一个贫困县，孩子们都在破房子里上课，后来政府出资，盖了一栋四层的教学楼。这本来是个特好的事儿，但教学楼盖完了，孩子们还是在破房子里上课？为啥呢？因为政府只拨了盖楼的钱，没拨买桌椅的钱，有楼没桌椅，孩子们在破房子里眼巴巴的等着政府拨第二笔款。我们都熟悉预算是怎么操作的，这笔钱下来估计得一年。
后来我们凑了点钱，请木匠把旧桌椅全部翻修刷漆，也配了点新的。孩子们终于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新楼上课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大事都是外表看起来威风，可实际粗糙。有楼房没桌椅，有医院没床位，把患者隔离在酒店却连体温计都没有。
我一直觉得，去中心化的世界里面，一定也有中心，有市场化的多中心相互竞争。也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去中心化的世界里面，会有许许多多自发的小行为去填补那些大事下面边边角角的细节。细节很小，但细节决定成败。
（腾讯：上百人被隔离在酒店，连根体温计都没有）
两个迷思都堪破了，最后回到第三个我最纠结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直白的表达： DAO能不能让人去死？ 在去中心化的组织下，谁能有权力，让组织的一部分成员，比如医生，去拯救另一部分成员，比如患者，而这些医生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，要把自己压榨到极限，凭什么？
这是经典的火车难题。你不能用“这就是责任”一句带过。病人的命也是命，医生的命也是命。当然我们可以说，医生更懂行，能更好的防护自己。那我们换个话题， DAO能不能更有效地分配口罩？
为什么分口罩这个话题这么重要？不仅仅是因为武汉红十字会引发的对特权和乱象的质疑。我们理性的计算一下，1月30日工信部披露的数据，我国口罩最大产能是每天2000万只，占全球50%，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天只能生产4000万只口罩，而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全国，中国一共有14亿人口，每人每天可以分到0.28只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口罩平均分配，我们每4天才能出一次门。
这是一个标准的稀缺资源分配问题。经济学本来就是解决稀缺资源分配的。但问题在于，这是一个附加了公共安全属性的稀缺资源。口罩事关生死。无论是口罩，还是医生，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个问题， 在去中心化的组织下，我们如何牺牲一部分个体，去保护组织的完整？
这是一个道德问题。我们前面讲过公共物品， 道德其实就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，是我们每个人给社会贡献的外部性。用来帮助我们避免囚徒困境。
开放社群内的博弈，可以看作是无数人的单次博弈，显然，在博弈中，理性的参与者必然会选择不合作策略，这种不合作策略扩展到全体参与者，就会导致公地悲剧和双输的结果。比如随地吐痰，乱丢垃圾；或者换个例子，战争中谁愿意冲上前线，承受为国捐躯的风险？瘟疫中谁愿意冲上前线？上海老医生说，不能让听话的人吃亏。说得多隐晦啊。
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，其价值就在于促使个体在博弈中选择合作策略。此处的道德，用“集体主义”替换也可以，集体主义的价值就是促使个体选择合作策略，个人主义的缺点就是在博弈中选择自私策略。集体主义的弊端在于被利用，个人主义的弊端在于囚徒困境。当然，中心化组织未必做得更好，但这个问题去中心化也要面对。在中心化的场景下，是什么样的政府造就什么样的人民，在去中心化的场景下，是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。
以上就是在瘟疫的日子里，我的一点点思考。反思中心化的弊端，想一想去中心化怎么做起来，坐言是为了立行。古人说，静言思之，不能奋飞，而对我们来说，静言思之，不如奋飞。期待在灾难的洗礼之后，我们会更理解自主和自助，期待中国出现更多更好的，基于区块链和去中心化精神的公益组织。
本文作者为傅满舟（fumanzhou@protonmail.com），创业者，经济学爱好者，一个小团队的创始人/CEO，致力于在IPFS架构上实现去中心化云服务，并探索各类去中心化商业应用场景
（文中图片均摘自社交媒体）
